山东财经大学38岁的刘海明教授不幸去世，学校的讣告中一一列举了他拥有的诸多头衔与成就——教授、博导、研究院院长、万人计划人才、泰山学者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篇讣告似乎过于强调了他的“帽子”，却没有提及他的个人贡献。有网友感叹，这种讣告“充斥着绩优主义”，几乎没有人性可言。有人为学校辩解，称后续提到了他的论文及项目，但讣告的初印象已然被“帽子”占据。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31岁的同济博士董一庆身上。他的讣告提及了超过三十篇学术论文、二十多项专利及多个国家级项目，获得多项奖学金，却没有人关心他的家庭、个性及日常生活。这份讣告更像是一份死去者的档案，而不是真正的悼念。47岁的浙大教授刘永锋因脑溢血去世，讣告中同样列出了他的头衔；而42岁的上海高校教师王猛则因为他的“相声课堂”受到学生喜爱，这也是比较有温度的描述。

活着时为获取荣誉而拼命，去世后，讣告中依旧是对头衔的追逐。网络上有网友犀利指出，这一现象反映了整个高校体系的绩优主义已经从头到尾绑架了真实的悼念方式，甚至连对于逝者的基本尊重也被这种逻辑取代。

讣告的形式其实是为了规避潜在风险，过于个人化的评价可能带来争议。例如，写“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相较之下便显得更为安全。对于逝者情感的描述往往难以量化，因此常常被遗漏。这不仅反映了学校缺乏人情味，更是整个体系只认可那些有形的成果。

制度的设计影响了表达方式。在高校中，推行“非升即走”的体制，导致许多年轻人遭到淘汰。而科研资源的集中也使得个人难以独立发挥。头衔不仅成为荣誉的象征，更是学术晋升与资源获取的核心标准，头衔越多，资源越丰富，反过来又形成恶性循环。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涉及“帽子治理”问题，但关于讣告的撰写似乎仍无规范可循。年轻的学生们在网上留言，表达了他们不仅担心加班，更害怕未来离世时无人记得自己的生活点滴。过去，墓碑上的诗句与品行如今已被冷冰冰的档案取代，唯剩论文与项目的数字记录。

在华东师大，有位副教授毛世桢在生前为自己撰写了讣告，内容轻松而真诚，他自称为“碳基生命体”，以此告别这个世界。这样的讣告中没有头衔、没有KPI，只有一个真实而浪漫的个体。然而大多数的讣告并不是逝者亲自撰写的，而是由他人代为起草，面对一堆档案和成就，他们按规则行事，似乎并非冷酷无情，只是遵循了法规：个人身份不重要，头衔才是关键。

可以说，讣告的现状似乎暗示着一种无奈：“没有足够的头衔连死都死得不光彩。”在刘海明、董一庆、刘永锋和王猛等人的讣告中，谁还记得他们生前的教学风采、与学生的互动，或是个人的喜好与情感呢？或许有人记得，但这样的记忆在讣告中却无从体现。

讣告始终是活着的人用来审视他人的一面镜子，它传达的是这个系统如何评价个人，如何记录他的一生。这一逻辑贯穿逝者的一生，生前以头衔为重，死后依旧是这一标准。

有网友提出，逝者已去，头衔的浮夸没有任何意义，不如宁静地生活到退休。此言虽狠，却确实指向现实。即便拥有再多的荣誉，终究人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讣告不应是简单的学术履历重述，而应是对曾经生活过、教过、爱过的人生的真实呈现。然而在当今高校体系中，个人的身份与经历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唯有那些沉重的头衔才能获得关注。

何时能改变这一切？这一点无人知晓。但可以预见，下一位在职青椒的讣告，或许仍将延续这种模式。